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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张子仪院士:唯冀蜡炬成灰,尤可护花丨逝者

发布时间:2022-03-31  |  【      】

2022年3月,春天刚刚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的院子里,但院子里的师生们,却不会再见到张子仪老先生的身影了,那位风度翩翩的长者,那位为中国现代畜牧业奠定重要基础、让无数人实现了肉食自由的科学家,过去每次走在这个院子里,总会牵动很多人的目光。

3月31日,张子仪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享年98岁。悼文称,这位中国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中国饲料工业及现代养殖业的主要铺路人,“牵头创建了全国统一的饲料样品采集方案,制定了《暂行饲料分析方法》,并于1959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国产饲料营养成分含量表》,为我国饲料工业和畜牧科技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贡献。”

张子仪院士。中国农科院供图

回国,只为了人生无悔

1925年,张子仪出生于山西临猗县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养成深厚国学功底的他,却选择了科学救国。于1941年9月东渡日本求学,随后考入京都大学学习农学,1948年,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动物营养学。

上学时的张子仪,就显出了农学中卓越的天赋,当时,日本滋贺县出现耕牛“异嗜厌食症”,每到冬季,耕牛往往少食而消瘦,这一症状一度被认为是“氟中毒”的表现,难以治愈。当时,张子仪的导师让他去做环境营养学分析,他遍采水土草料样品,历时一年多,分析发现并非“氟中毒”,而是当地环境中普遍缺乏一种元素“钴”,随后配制剂,使大批耕牛康复。在当时,反刍动物的钴缺乏症,在整个国际上都属前沿性课题,在澳大利亚、美国等均有病例,却缺乏研究。张子仪的研究,不仅解决了钴缺乏症的问题,也开启了动物营养学中,微量元素营养的研究大门。

张子仪在日本攻读学位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已经在日本小有名声的张子仪,决定回国。对于这个决定,张子仪解释,“从个人得失出发,继续留在国外,不过平添个‘博士’头衔,社会地位、个人生活条件会好一点,但不可能有更大作为。”

张子仪把回国当作人生最重要的起点,“重新自我设计,以慰或冤死敌狱或捐躯疆场的千百万同龄人在天之灵,此乃人生无悔之起步。”

奠基,查遍每一种饲料

张子仪回国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耕牛冬季饲草不足的问题,为此,他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向农户传授和推广玉米收获后的秸秆青储技术,让耕牛能够在冬春季青黄不接时,也有饲草可吃。在1954年春,各地青储窖开启,青储无一失败。

20世纪50年代,猪饲料主要依靠青、粗饲料,人们仍旧用千百年来的传统方法喂猪。为此,张子仪主持了国产饲料资源普查及开发利用的项目,并于1958年首次在全国统一了饲料样品采集、制备的规范,制定了《暂行饲料分析方法》,第二年,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国产饲料营养成分表》。

“在全国各地,每一种动物的饲料都有百十种,如何才能精准地分析出各种饲料的营养成分,是一个大功夫,也是畜禽科学饲养的基础工作。”张子仪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所研究员侯水生说。

张子仪的研究,开启了中国饲料营养科学的大门,成为科学养殖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1969年后,张子仪随北京畜牧兽医所离京,辗转至柴达木盆地,在当地建立科学养猪示范猪场,并在9年中整理了诸多原始资料,用算盘、巴罗表等手段,整理、勘校、筛选印发了《国产饲料营养成分表》。

对张子仪来说,柴达木盆地的9年,是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之一,在那里,他遇到过成群的蚊虫,被蚊虫咬得伤痕累累的孩子,也遇到过借宿陌生牧民家时,牧民为防犬伤客为他通宵守夜的经历。在张子仪的自述中,这一段经历记述尤详,“牧歌中之蓝天、白云,骏马奔驰,竟是蚊虫之天下……高歌草原者,可曾领略人间还有这等疾苦?萍水相逢,非亲非故,得此一夜亲情,深感人世间仍有‘世外桃源’。”

引领,建立科学的方法

1979年,年逾半百的张子仪回到北京,重新开始饲料营养的研究。不久之后的198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侯水生,被分配到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工作,他也是在那时候遇到张子仪的。

彼时,张子仪正主持一项“营养物质消化吸收”的研究,侯水生回忆,要测定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比如说一头猪,吃了多少饲料,消化了多少,又有多少没有消化吸收,排出体外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研究,都是通过饲养动物,预先分析计算饲料中的营养物质,然后再收集排泄物,如粪便、尿等,分析计算排泄物中的营养物质,两者对比,可以得到消化吸收的数据。但这是一项极其繁杂的工作,要分析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种饲料,一百年也做不完。

为此,张子仪创建了一种体外消化的实验,采集动物体内的消化液,分析成分,同时在外部装置中和饲料混合,观察反应,分析消化情况。

“动物消化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物理消化,比如牙齿的研磨,禽类通过胃部收缩压碎食物等;一部分是化学消化,就是通过消化液来消化吸收。”侯水生介绍,张子仪创造的体外消化实验模式,大大加速了基础数据的收集,建立了一整套消化模式,效果非常好。而且,张子仪还主持建设了世界上第一套人工消化器,如今还是北京畜牧兽医所一项标志性的成果。“仅这一项技术,对我国饲料的工业化、标准化就至关重要。”

张子仪的另一位学生孙德林,也记得这段经历。1980年,他刚刚上大学,寒假时,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要求畜牧专业的学生,放假回来后,带回当地的玉米、豆粕。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子仪主持的科研活动。

张子仪的工作远不止此,他还主持或参加完成了《中国饲料工业标准体系表》《饲料工业原料标准》《饲料工业卫生标准》《饲料添加剂》标准等。同时,还主持了“中国饲料数据库”的建设,实现了饲料营养研究成果信息的现代化管理。

幸福,来自肉食的感触

在北京畜牧兽医所,出版《中国饲料成分营养价值表》是一个传统项目,到2020年,这个《价值表》已经更新到第30版。它的第一版,就是张子仪主持编制的,于1989年发布。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人的饭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几何时,吃肉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顿肉,蛋和奶,同样是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但在今天,不管是肉,还是蛋、奶等,早已变成了普通不过的“消费品”,14亿人也实现了肉蛋奶的“消费自由”。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2021年,我国人均肉类产量增加了416%,这一切,都有赖于养殖业的现代化,而其中,饲料科学无疑是基础之一。

“中国的农业向何处去?”这是张子仪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生态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动物营养学中,同样面临着生态问题。对此,做水禽育种的侯水生,曾经在环境问题中,得到过张子仪的很多指导。侯水生说,“我研究家禽,张先生给我提出过很多建议,比如动物福利的问题,他经常告诉我们,养殖动物,要给它一个良好的环境,动物才能更好地生长发育,发挥出自身的潜力。后来,我们遇到过很多问题,比如鸭子要戏水,这是它的天性,也是它的需求。但我国每年出栏50亿只鸭子,都给戏水,对水资源、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育成的鸭子,在旱养的情况下也能非常好地发育和生长。这些,和张先生多年来的潜移默化是有关系的。”

育人,留下宝贵的精神

除了是一位科学家,张子仪还是一位严格的老师、一个慈祥的长者。

侯水生回忆说,“张先生对科研非常严谨,每一个实验,都要求反复,每一个值得思考的点,每一个特殊的数据,都要追根究底。但同时,在对科学的态度上,又是开放而包容的。”

在畜牧科研的领域,张子仪是第一代科学家,而侯水生算是第三代,“我比张先生小30多岁,是真正的晚辈,但在科研中,张先生从不忽视晚辈的意见,尤其是面对科学问题,常常和晚辈平等地讨论,而不是说教”。

侯水生清楚地记得,他曾对张子仪的一个“动物因缺乏能量而采食”的观点质疑,两个人各持论点,各有论据,争论了很久。“张先生经常讲一个标准砝码的故事,世界上最标准的1KG砝码,在不同的环境中,其质量可能会有极其微小的差距,科学也是这样,万物没有绝对,正因为如此,科学才值得不断去探索。”

生活中张子仪,又是一位极具风度的长者。侯水生说,“只要是正式的场合,开会、学术讨论等,张先生永远都是西服、领带,风度翩翩。”

张子仪的另一位弟子陶秀萍也讲述了很多张子仪的故事,“张先生对学术要求很严格,我攻读博士学位第三年,他认为我作为动物营养与饲养科学专业环境与营养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前期研究侧重于环境控制,环境生理方面还需要加强,希望我延期毕业,就问我‘延迟半年毕业行吗?’。还有一次,我将博士论文中一部分研究内容撰写了一篇英文小论文,顺理成章把张先生列为通讯作者,但张先生认为他在那篇小论文中的贡献不够多,不适合署名。可见他对学术的严谨。”

陶秀萍说,“每年教师节,我都会去看望张先生,每一次,张先生会准备一个话题,这也是他的习惯,让我收获满满。张先生还会亲自做牛肉面,自己选肉,炖好几个小时,等学生们来了以后一起吃。”

2021年教师节,陶秀萍最后一次见到张子仪,那一回,张子仪准备的话题是“宽容”,还送她一对镇尺,上刻着“大海有真能容之度,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或许,这也是张子仪对自己的要求,这位为中国饲料科学奠定基础的学者,也是培养了无数科学家的教师,却在他的自述中格外谦虚,他说“少年十五二十时,曾怀‘步行夺得胡马骑’之志,欲‘按图索骥’,谋科学包裹之策……耄耋行列……唯冀蜡炬成灰,尤可护花……”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